文化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纪性话题，引起从学术界到大众普遍而持久的兴趣，大概有两个主要原因：一是因为当代人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问题——从经济社会发展到民主法制建设，从科学与人性的冲突到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——几乎都要从文化的层面进行思考；二是因为工具理性主义、庸俗功利主义等对传统价值的解构，传统的精神支柱普遍坍塌，人成了没有精神家园的放逐者，我们需要建构现代文化和价值的“伊甸园”。——前者需要归”元”，后者需要归“家”。《家园：文化建设论纲》正因为抓住了这两个关键，对文化问题的讨论才有深度，有见地，不落俗套。
《家园》从“人化”这样一个深度反思文化，把文化看作是在人的一切思想、感情、活动及其结果中所包含并表现出来的特征、属性和意义，是其中包含并表现出来的“人”（人的生存发展状态、能力、方式和水平等）本身。或者说，“文化是人的这样一种存在方式、存在状态：人追求和享有一定的价值成果，并通过实现这些价值来更新和发展自己。”（《第一章》，一）应该说，这种把握方式是对文化的本质和意义的一种归“元”。
人是按价值标准和文化样态生活的，文化问题是人的问题。通俗点说，文化问题就是人如何“活”法的问题——人按什么意义、什么标准、什么样态展开和提升自己的生命存在。一旦归到这个“元”上，我们就会明白，流行的关于文化的实体主义的理解——把文化或归结为“符号”，或理解为器物、制度和精神，等——实际上是抓住了蕴含文化的“东西”，却没有抓住文化本身；把握了文化的躯壳，没有把握活生生的文化神韵。只有从人“化”自己和“化”世界的历史活动所包含、所追求的意义、价值、理想、样法等来理解文化，我们才能更深切地意识到，文化建设根本的是我们自身生存的意义、方式和理想的设计与创造，意识到文化建设是我们作为人选择、创造和设计自己的权利与责任。
文化的归“元”，其次体现为文化“文本”的归“元”——把现实生活理解为文化真正的“文本”。
既然文化的问题就是人（人的生活、生存、发展）的问题，那么，生活和实践自然是文化真正的源，诠译文化首先就应该是诠释现实生活本身。可是，正如作者批评的那样，流行的文化诠释存在一个误区：总爱从古人和典籍那里寻找文化，纠缠于“我注六经”和“六经注我”的概念功夫和文字游戏。而这样的文化诠释至多是只看“搽了粉的脸蛋”，而未去“看他的脊梁”；结果，越谈文化就越是看不到真正的文化主体，越是认不清当代人自己在文化建设上的权力和责任，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和创造力。
有鉴于此，作者大声呼吁，文化研究要面对现实，研究我们时代的生活方式与价值指向，研究我们的民族精神，研究我们民族文化今天所处的历史地位、命运和走向。这条思路是新颖的，也是困难的。因为要把握现实生活这个“文本”，没有较深的悟性，没有体验与洞察生活的功夫，是做不到的。值得欣慰的是，作者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。从《家园》对文化的具体样态——物质文化、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；文化的多样性与统一性；文化的”雅”与“俗”、生产与消费、“命”与“运”等——的分析中，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对现实的强烈责任感和关注真实生活的努力，感受到作者对现实文化的理解深度。可以说，《家园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向读者展示了一种更真实的文化“文本”，一种不同于历史典籍和文献的“文本”。
根据文化“文本”归“元”的指导思想，《家园》以新的方式对文化传统进行了解读。本书没有追求学说史式的完备，而是着眼于宏观大势、义理探究，从现实反观传统，按照生活的逻辑再现历史和现实。传统是流传到“今天”的“过去”，因此，我们应从现实出发解读传统。《家园》从传统文化的取向、品格以及它今天所面对的境况等方面对我们的文化“有什么”做了辨证分析，把一种既是古老传统，又是我们自身的品格和特征的文化内容展现在我们面前，使我们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具体更实在的认识。这是一种我们就处在其中的文化，而不仅仅是古圣贤书上的与我们无关的文化。无疑，这种真实感更能激发我们对振兴中华文化的使命感。
最后是文化主体的归“元”——回归人民大众这个基本的主体。
作者指出，文化不是少数圣贤和精英的专利品，文化的主体是人民大众。本书也是根据这样一种主体意识来谈文化建设的。
文化的归“元”指示着精神的归“家”，我们只有站在文化的元层次上思考，才能清楚地看到我们如何重建精神家园。
从本质上说，文化建设不是外引式的，即不是出自天启，不是少数文化圣贤头脑自生而用以教导大众的；而是内生型的——文化和价值就是人民大众在生活实践中的自我创造。从《家园》中我们听到这样一个强烈的呼声：文化建设，首要的是文化主体的归位，是主体人格的培养，是人民大众推进文化的权力和责任的自我确立。
文化的源是实践，文化也只能在实践中建设。所以，《家园》指出：运用科学理性精神，在海纳百川的基础上进行科技创新、经济创新、教育创新，等等，是我们民族文化振兴的必由之路。
在以上分析与辨证的基础上，《家园》提出了我们文化建设的目标——民族的、科学的、大众的文化。
